“中兴事件后”，整个中国产业界都陷入了急切的反思，从机械化到电气化，从电子产业再到信息化，由于起步较晚，中国产业在核心竞争上始终处于被动。中国制造的出路何在？中国又能否抢占下一个工业制高点？
就在大家思考之际，郭台铭高调宣称——工业互联网将是中国工业的出路，也是整个实体经济的机遇。作为曾经因“富士康十三跳”而广为人知的著名代工企业老板，郭台铭心里应该最清楚，所谓的“国际代工”在创造利润和就业机会的同时，又意味着怎样无奈。
每组装一台iPhone手机，富士康的流水线只有不到4.5美元微薄利润，iPhone风靡全球的同时，也带走了几十万中国工人的青春。一家“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乃至一个国家在完成最初的原始积累之后，应如何发展？随着富士康即将登陆A股，郭台铭给出了“工业互联网”这个答案。
而外界疑惑的是：从“低端代工”转型为工业互联网，它是否能如郭台铭所说的那般神奇？工业互联网是否能够成为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新机遇，还是仅仅又是一次“贸工技”路线的翻版，最终令中国产业进一步套上西方技术的枷锁？
1.工业互联网不是机器人替代劳动
针对于工业互联网，目前最流行的一个看法，就是用机器人替代人工劳动。此前针对富士康的报道中，无人工厂、大量机器人的使用，都成为勾勒未来工业的场景。
随着中国人力成本的上升，以及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廉价劳动力优势的丧失，正成为低端代工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最大威胁。然而，在一片工业互联网、自动化大生产的呼声中，外界最忽视的一点却是，导致危机的根源恰恰来自劳动者收入增长的缓慢。劳动者也是消费者，当他们的收入增长大大低于产业增长，尤其是低于资本（房地产）增长的时候，产品也就失去了市场，整个产业的危机从而爆发。
富士康iPhone手机生产线上的工人，买不起iPhone手机，这是整个产业危机根源的缩影。寄希望于代工的利润能够再丰厚一些，以工业互联网技术重复低端代工的生产模式，对于企业而言只是短时缓解危机，长期看来无异于饮鸩止渴。
不可否认，机器替代劳动将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在劳动强度大、高危险和扫描分类等领域，这种优势很明显。但对于精细化的劳动，则替代成本较高。尤其像富士康这样的电子类产品组装企业，机器人、自动化的应用成本较高，生产线转换不灵活，扩产和减产的资本固定投入将大大高于工资成本。
目前，富士康一名工人的用工年成本大约在5万元左右，而一台普通机械臂的购置成本只有10万元左右。一台机械臂一般可以替代3—4名工人的劳动。表面上看，机械人的应用要比工人更加合算。
但是，一台普通机械臂除了购置成本外，还要考虑到安装成本、操控系统的购买成本、成产线调试成本、系统维护成本等等。这些成本几乎是购置成本的1倍到3倍。10万元一台的机器人，实际投入使用的成本至少在20万元左右。然而，机械人和工人一样，不是“雇”来就能用的，必须经过系统培训、调试才能使用。整个机械人的系统安装、学习，直到稳定运行，少则两周多则一个月。
更关键的是，尽管这些机器人的使用年限可以达到10年，甚至更多。但是代工企业几周、几个月就要调整一次产品线，早就是家常便饭。机器的通用性和应变能力大大低于工人，工人可以通过几天或几周的培训，实现顺利转产，而机器人则经常需要进行技术更新和投入，甚至有时不得不提前“退休”，沦为二手设备。所以，按照一般的设备折旧来计算机器人的使用成本显然行不通。
尽管富士康在大幅增加机器人的使用数量，但这个数字是有极限的，并不是越多越好。在富士康2011年提出3年100万台机器人替代计划之后，实际上却是雷声大雨点小，到2014年也不过完成了40万台的替换。按照富士康的说法，到2020年在中国的工厂自动化率也就达到30%。
尽管一些精密零件的安装和通用工序可以用机器人来替代，但对于大量的普通组装岗位，机器人的成本明显太高了。最让人头疼的问题还不止这些。就连马斯克也不得不承认，“无人工厂”以及“过分自动化”已经给特斯拉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随着技术的进步，机器人的成本有可能进一步降低，但是在资本投资层面，却一时难以改变目前的尴尬局面。因为，工人的工资是按月支付的，投入和产品回款可以实现逐月滚动。而机器人的成本是一次性投入，即使考虑到融资租赁的情况，企业也不得不为此支付高昂的利息。
在需要扩产的情况下，工人的调配更加灵活。你可以要求工人加班，但是不能让机器人超负荷运转。一旦需要扩大产能，机器人的购置、安装、调试的费用和时间要比工人大得多。这意味着，原本可以花费一个月的工资就可以滚动起来的项目，现在不得不一次性投入，一年，甚至两年才可以收回成本的固定资产投入。而且，企业还面临整个生产线改造升级、设备需要重新购置，因此不得不继续投入大量固定投资的尴尬。
这就导致了一个巨大的问题，随着机器人的应用，企业的劳动效率提高了，但是资本投入却在大幅增加。高达两位数的资金成本将无情吞噬节约出来的劳动成本。
2017年，富士康的通信网络设备毛利率只有13.65%，尽管富士康在大力推进工业自动化，但是依旧比2016年下降了2.23个百分点。在低端代工的模式下，在iPhone的组装利润依然维持在4.5美元的情况下，简单依托机器人来压缩生产成本的结果，只能导致富士康的总体资本回报率的降低，从而跌入科技升级的陷阱。
于是，摆脱“低端代工”的产业模式，实现自动化生产，进军工业互联网，成了富士康的必然选择。
2.整合生产—消费工业互联网的机遇在哪里？
一味强调机器人替代劳动，把工业互联网等同于自动化，是对工业互联网的最大误解。工业互联网作为一场新兴的产业革命，它的核心在于整合“生产—消费”流程，创造新的消费需求、降低系统成本。
就像当年的珍妮纺纱机、蒸汽机、电力革命、信息革命一样，其核心都是在释放人类新的产品需求，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大幅提高了劳动者的收入。蒸汽机之于火车，发电机之于电灯，互联网之于智能手机，工业互联网之于什么，又能为我们带来什么？这也是郭台铭，以及马云、刘强东等中国企业家正在思考的问题。
可以说，目前工业互联网的革命并不能像前几次产业革命那样带来显而易见具体产品。但是，它将对整个工业和消费体系进行重新整合。就像马云所说：“过去一百多年，人们都崇尚市场经济。但未来三十年会发生很大变化，计划经济将会越来越大。”
工业互联网将打通每个人的个性化需求与工业化大生产之间的壁垒；通过系统的双向反馈，快速进行生产调度；进而完成资源整合的集成和生产分发。就像网络订餐一样，消费者不需要一家一家品尝，更多通过数据评价，来选择餐馆。而各式各样的菜品需求，也通过平台对各家餐馆进行任务分发。
网络订餐的形成不仅没有减少餐馆的数量，反而增加了送餐小哥的工作，增加了大量特色餐饮的供应，在客观上降低了餐馆的广告投入和备货成本。尽管，目前我们还不能通过整个菜品的生产流程而对产品进行监控、甚至直接设计自己想要菜品，一些平台的还存在竞价排名和各种商业公关行为，但是，整个系统已经让我们看到工业互联网的雏形。
同样的道理，对于富士康而言，如果工业互联网搭建成功，苹果将从一个上游任务发包商，转变成一个产品设计商。富士康作为最终产品的工业集成单位，将成为整个工业互联网的枢纽。
手机从一种时尚消费，将沦为一种大众消费品，消费者既可以选择苹果的产品设计，也可以选择华为的设计、小米的设计。反正不论谁的产品，都是通过统一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进行生产。苹果、华为、小米对于整个工业互联网平台，就像一家家餐馆，无论是麦当劳还是全聚德，都无法代替整个平台的存在。
届时，富士康和苹果的产业上下游关系将发生逆转。尽管苹果可以把生产转移至东南亚，甚至迁回美国，但是，没有中国产业链的支撑、没有整个中国工业互联网的数据依托，苹果的从制造成品，到生产品质，再到销售和售后服务、产品反馈等等，都将难以保障。
单纯的技术、产能、成本竞争，将通过工业互联网的整合，变成整个市场和产业链的竞争。在这一点上，中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郭台铭大肆宣扬工业互联网的前景，提出工业互联网将是中国工业的出路。这并不是什么虚言。
